邱捷教授讲述清代官员办案的真实故事：是否真有“青天”和神探？
文/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孙磊 通讯员 吴启东图/Ratty
8月14日，第十八场“岭南文化新讲”在广州楠枫书院举行，《杜凤治日记》点校者、中山大学历史系的邱捷教授以“《杜凤治日记》里的办案故事”为题，分享自己对日记中办案记录的研究成果。
该书的责任编辑张贤明也来到现场，与邱捷教授展开对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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古代的小说戏文里，包拯断案如神、执法如山，是深受人民爱戴的“包青天”。但在古代官场，“青天大老爷”实属凤毛麟角，“葫芦僧判葫芦案”才是官场常态。
晚清官员杜凤治在广东为官十几年，留下370多万字的日记，其中就有大量“判葫芦案”的记载，堪称一部纪实版的“官场现形记”。
《杜凤治日记》是存世清朝州县官日记中分量最大的一部，且毫不隐讳，有闻必录。它的点校出版，对史学研究有重要的意义。
日记的私密性，更能反映晚清司法的原貌。杜凤治日记中记录了办案时的观察、疑问、分析、判断以及处置的理由，真实记录了自己不顾案情、违法办案时的种种考量。官员在审案判案中经常会任性妄为，但过后往往又要千方百计收拾摊子。这些内容在其他史料中是比较罕见的。
主持人周可介绍，《杜凤治日记》点校本2021年出版以来，受到各界一致好评，荣获全国古籍出版社年度百佳图书一等奖，两年时间里已两次重印，显示了这部书的巨大价值。
清代办案有严格的时限规定
在清代，州县官集行政、司法权于一身，相当于县长、全部县局长、县法院院长兼唯一法官、主任法医等职务一肩挑。州县官有权审结“自理”案件（即民事案件和轻微刑案），对稍为重大的案件只有初审的权责，需拟定“看语”后上报上级定夺。
“清代州县官办案时限有严格规定，寻常命案限一个月，自理案件限20日，超过期限就要受处分甚至免职。这种规定完全脱离实际，在今天都不容易，何况古代。既然人人都做不到，那自然就无人在意法律了。”
邱捷教授表示，当时最常见的应对办法就是“借盗销案”，让某案的案犯承担其他多个案件的罪责，或者瞒报少报、重案轻报等。
清朝对司法文书的要求非常苛刻，州县上报的司法文书，往往被上级百般挑剔。同治七年，署理按察使蒋超伯挑剔杜凤治上报文书中没有分清“抢”和“劫”，借此敲诈了杜凤治很多银两。
但州县官看似受到很多法律约束，另一方面，他们又经常违法办案。在杜凤治的日记里，几乎没有一个案子是依法办的。
比如罚金。清朝法律没有规定罚金，但杜凤治对罚金情有独钟，对于没有后台的土财主，一开口就是罚一千两、几百两，无须任何法律依据。清朝州县财政公私不分，这些罚金很多都进了州县官自己的口袋。
杜凤治是浙江山阴人，举人出身，1866年至1880年在广东任职，历任广宁、四会、南海知县及罗定州知州。他头脑很聪明，忠于朝廷、信奉纲常伦理。
清朝的制度设计导致“无官不贪”，杜凤治也不例外，在粤期间赚了四五万两白银，按金价估算约值今天3500万元。杜凤治不可能真正爱民，但他也有人性的一面，对穷苦人有一定的同情。在晚清，杜凤治可算是一个正常的、有代表性的地方官员。
民间诉讼手段百出
在邱捷教授看来，当时的州县官办案，面临诸多现实因素的限制。即使杜凤治有心要做“青天大老爷”，实际上也做不到。
州县官身兼多职，公务非常繁杂。杜凤治当过南海知县，辖境含佛山镇和半个广州城，人口达一两百万。如果办案靠自己亲力亲为，无论如何也审不过来。因此，他依靠幕僚、“家人”（即家仆）、书吏、佐杂、乡绅等人来协助办案。按照清律，这些人本来都是无权办案的。
县里的衙役是执行司法的主要力量，负责侦查、缉捕、检验、刑讯等事务。衙役分为编制内和编制外，编制内人数极少，南海县在编衙役仅百多人，编外人数却多达几十上百倍。
“对州县官而言，审案本身其实也是一件难事。”邱捷教授称，当时广东多数人不懂官话，审案时要靠翻译，常常“鸡同鸭讲”，答非所问。民间诉讼当中手段百出，常有制造假案、无中生有之事，比如“控抢、控掳、控拐、控挖坟”等诉讼，十无一实。
他认为，杜凤治的道德不算坏，但又经常不顾事实、违法办案。其中除了客观条件，杜凤治的主观因素也值得关注。这些在《杜凤治日记》中多有体现。
清代把老百姓爱打官司称作“健讼”，帮别人打官司称作“扛讼”，杜凤治对此常常予以打压，既为减少讼案，更为维护官僚阶层的权威。遇到能说会道的当事人，哪怕是受害一方，也要让他吃点苦头。
帮人打官司的“讼棍”更是要予以惩处。如罗定人欧临昌之女被人抢婚，杜凤治将抢婚者从宽惩处，也未判决赔偿。欧临昌作为苦主，不满判决提起上诉，反被杜凤治拘押、打三百大板，逼其供出教唆的“讼棍”。
大事化小也是常见的做法。大案多毕竟有碍官声，如果榨不出油水，还要杜凤治自掏腰包解决经费。因此他会通过瞒报、轻报等手段，或让族绅、局绅私下处理，使案件不进入司法程序。其中可能也有同情穷苦人的心理，他日记里说：“衙门官司不可沾着，一沾即可破家。”有时遇到当事人是穷人，他会自掏腰包补贴当事人，以求尽快了结。
邱捷认为，从一部《杜凤治日记》可以看出，由于政治、社会环境腐败，制度涉及弊病丛生，地方司法资源不足等种种原因，清朝地方官员对于维护正义既无能力，更无动机。还有一个细节，370万字的日记里，竟无一个文官因贪赃枉法而受到追究。(更多新闻资讯，请关注羊城派 pai.ycwb.com)
来源 | 羊城晚报•羊城派责编 | 陈晓楠校对 | 马曼婷
